@yixiangqianyuan: 先說我的判斷：三代領導班子中，江澤民、朱鎔基時期對經濟轉軌的貢獻最大；胡錦濤、溫家寶時期改善了農村民生，卻沒能擺脫土地、投資和信貸驅動的發展方式；習近平時期推進了產業升級，但權力過度集中、政策糾錯困難，是比經濟增速放緩更值得擔憂的問題。 三位總理里，我把朱鎔基排在第一。溫家寶有實在的民生成績，也有沈重的債務遺產。李克強重視市場和就業，但從改變經濟結構的實際結果看，沒有超過前兩位。 這個排序不是評誰說話好聽、誰形象親民，而是看他們改變了什麼，又把什麼問題留給了後來的人。 江澤民時期最重要的選擇，是繼續市場化、繼續對外開放。1992年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，中國由此更深入地進入全球生產和貿易體系。 當然，這不是江澤民一個人的功勞。鄧小平的推動、此前改革的積累，以及企業家和勞動者的付出，都不能省略。但政治領導人的責任，恰恰就在關鍵時刻選擇方向，並讓這個方向能夠持續。 江朱時期做到了這一點。大量普通人獲得了離開原有單位、進入市場、靠經營和技能改變生活的機會。這是我認為那一時期貢獻最突出的理由。 但江澤民時期同樣留下了一個大缺口：經濟放開了，對權力的約束沒有跟上。 土地、信貸、審批、國有資產都能變成利益來源，公眾監督卻不足。不能把後來所有腐敗都算在這一時期頭上，但權力進入市場後如何受到約束，這道題當時沒有解決。經濟增長掩蓋了問題，也讓一部分人誤以為，只要繼續增長，其他問題總能消化。 朱鎔基的歷史分量，在於他處理了舊體制中一批拖不下去的經濟問題。國企改革、金融整頓、財稅改革和入世談判，都有他的推動。與後來更多強調穩增長的總理相比，他直接改變了經濟運行的規則。 然而，評價朱鎔基，不能只講魄力，不講下崗。 國企重組提高了部分企業的效率，但大量職工承擔了轉型成本。有人失去工作時已經四十多歲，技能、年齡、家庭負擔，都使重新就業十分困難。對這些人來說，“改革陣痛”不是一個經濟學詞彙，而是此後許多年的生活。 這件事做得不夠好，就應該直接承認：社會保障和補償沒有充分跟上，改革成本分擔不公平。不能把企業改善的賬算得很清楚，把普通家庭承受的損失一筆帶過。 住房改革也一樣。結束單位福利分房，建立住房市場，有其必要性。但後來住房、土地財政、銀行信貸捆綁得越來越深，公共住房保障又不夠有力，房子逐漸成為家庭財富分化的重要因素。不能把幾十年的後果全歸給朱鎔基，也不能因為改革有必要，就認為最初的制度安排不值得反思。 胡錦濤、溫家寶時期，最應該肯定的是農村政策。 取消農業稅、擴大農村醫療保障、加強農村義務教育投入，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改善。過去國家長期從農村提取資源，這一時期公共財政更多向農村回流，意義很大。 但胡溫時期的不足，同樣明確：知道經濟發展不平衡，卻沒有充分改變造成不平衡的機制。 地方政府依賴投資和土地，居民收入與公共保障不足以支撐更強的消費，房地產越來越重要。這些問題當時已經看得見，卻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處理。 溫家寶最具爭議的四萬億，應該分開看。2008年金融危機衝擊之下，政府出手穩住需求和就業，有必要。問題出在刺激之後，沒有及時擺脫對投資和融資的依賴。 地方融資平台、銀行信貸、土地收益預期相互支撐，形成了一套容易擴張、難以退出的機制。項目上得去，債務就能往後放；只要增長還在，償還能力就被認為不是眼前的問題。 溫家寶應該為這套機制在任內加速擴張承擔責任。救急有功，後續約束不足也有過，不能用前者抵消後者。 不過，今天的地方債並不是2008年一次形成的。此後繼續借錢、繼續依賴土地、繼續延後調整的決策者，也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。不能每次出問題，都把四萬億拿出來當作統一解釋。 李克強的長處，是關注企業和普通人面對的具體困難。簡政放權、商事制度改革、營改增，都有實際價值。他強調就業和小微企業，也說明他知道經濟最終要落在人能不能找到工作、企業能不能活下去上。 但他的不足，是改革沒有形成足夠穩固的結果。 少一道審批，不等於企業就擁有穩定的經營預期；辦營業執照更容易，不等於民營企業就能獲得公平的融資和市場機會。李克強推動了一些便利化改革，卻沒有扭轉房地產和債務依賴，也沒有把市場化方向變成足以抵御政策搖擺的制度保障。 他所處的權力結構限制了他的空間，這一點應該考慮。但不能因此把他的全部成績歸於個人，把全部不足都歸於別人。親民值得肯定，治理效果仍要單獨檢驗。 習近平時期的成績，主要可以從脫貧、反腐和產業升級中看。中國在新能源汽車、電池等產業形成競爭優勢，確實是重要進展。否認這些成果，文章就失去了可信度。 但我認為，這一時期最嚴重的問題，是權力進一步集中，而對最高決策的約束和糾錯沒有相應加強。 2018年取消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，我認為是制度上的倒退。總書記原本沒有同樣的憲法任期限制，但這不能改變一個事實：最高層定期交接的預期被削弱了，政治運行更加依賴個人。 支持者強調集中權力能夠提高效率。但判斷錯了以後怎麼辦？誰能及時指出？指出的人會不會承擔比沈默更大的風險？這些問題不能靠領導人的自信解決。 疫情治理把這個矛盾暴露得很清楚。早期防控爭取了時間，應當承認；後來形勢已經變化，嚴格管控仍然持續，給就業、經營和日常生活造成重大損失，也必須承認。隨後迅速轉向所暴露的準備不足，同樣應該接受追問。 如果一種政策長期不能充分討論，最後又突然改變，那麼問題就不只是執行偏差，最高決策和糾錯機制都要負責。 房地產也是如此。整頓高槓桿有必要，但處理風險不能只盯著開發商負債，還要考慮預售住房、家庭資產、地方財政和金融體系之間的聯繫。政策力度、節奏和風險處置安排，都屬於決策責任，不能把造成的困難全部解釋成舊模式退出必然付出的代價。 執政時間越長，“前任留下的”就越不能成為充分解釋。繼承問題不是過錯，長期沒有處理好，甚至讓問題擴大，就是責任。 李鵬和李強可以簡要帶過。李鵬參與1989年鎮壓的政治與道德責任，不能被經濟建設成績沖淡；當時鄧小平的關鍵決策責任也不能回避。李強仍在任，主要應看他能否改善政策執行、企業預期和居民生活，現在不宜給出完整的歷史排名。 所以，誰貢獻最突出？我的答案是，按推動經濟轉軌、擴大社會機會衡量，江澤民、朱鎔基時期居前。 誰留下的難題最多？按已經卸任時留下的經濟增長依賴看，胡錦濤、溫家寶時期的投資和融資擴張是一筆重賬；按迄今形成的制度風險看，我對習近平時期最為擔憂，因為權力約束不足，會影響其他所有問題能否得到及時糾正。 改革失誤可以調整，債務可以重組，房地產可以逐步出清。但如果承認錯誤本身變得困難，問題就可能一直拖到無法回避時，才由整個社會承擔代價。 國家發展不能長期依賴某個人判斷正確。領導人最應該留下的，是即使自己判斷錯了，也有人能夠指出、制度能夠糾正的條件。#jiangzemin #hujintao #xijinping #china #gdp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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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turday 24 October 2026 13:23:25 GMT